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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与一所房屋的博弈今时

发布时间:2019-09-29 23:08:29 阅读: 来源:绷缝机厂家

一座城市与一所房屋的博弈

边思玮)

2012年1月27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发现遭到拆除。2月7日,记者再度来到故居,发现之前开放的废墟已经被围上围栏,透过围栏之间的缝隙,已经看不到里面有建筑残留的迹象。附近没有拆迁施工队作业,也无大型机械停放,只有两个保安在故居门口看守,他们称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梁林故居。

此前,曾有北总布胡同26号院的房主向媒体爆料称“梁林故居”实为自家私宅,真正的故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拆除。但据记者多方了解核实后得知,实际上北总部胡同12、24和26号院本来为一处院落,后来由于门牌号码变更才将其一分为三。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从东北搬至此处,由林徽因手绘图纸设计院落格局,并在此度过了6年时光。期间,梁林夫妇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和价值评估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也曾经租下12号院,和梁林毗邻而居。在现场,记者看到金岳霖故居没有围栏阻挡,西门仍在,但已经长久无人居住,里面狭小而杂乱。故居东边的胡同并没有被拆,尚有人居住。

这么多院落为何独独梁林故居遭遇不测?事实上,这已不是梁林故居首度遭难,2009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曾对24号院下发拆迁通告,称将对此地进行商业项目建设,随后便开始进行拆除。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后,7月10日,北京市规划委有关负责人叫停了此次拆除。此时,梁林故居的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只有正房和倒座房尚存。

2009年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通告称,已经会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梁林故居的保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责成建设单位调整方案,确保院落在建设规划上得到保留。2011年3月,由于梁林故居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东城区文委对开发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保护。据12月30日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名单显示,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在此次普查中被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这期间所有的官方声明和结论都指向一点,即各项建筑及遗迹研究尚未完成之前、具体故居保护方案尚未出台前,故居原状应该予以保留。但梁林故居附近的居民称,2009年至今并没有听说有组织或单位前来就故居保护进行调查研究。就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梁林故居被发现遭到了第二次也是毁灭性的一次拆除。目前,故居残留的正房和倒座房也成为瓦砾,原先四合院的建筑已经整体消失。

冯骥才:梁林故居是块试金石

(记者 屈菡)

如果此事难以水落石出,最终不了了之,那么各地的挖掘机将更加肆无忌惮地铲除下去,不知会有多少文物建筑毁于一旦。

“梁林故居终于被从北京的版图上抹去,这是新的一年文化界不该发生的第一个悲剧!”闻悉梁林故居被拆除后,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日前,就梁林故居被拆一事,冯骥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梁林故居是块试金石,考验的是人们对文化遗产是否尊重和珍爱。”十七届六中全会已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因此,“文物保护与现代化进程相矛盾”这一说法就不再成为借口,两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何况,梁林故居已经被列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项目,并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拆除之举显然是违反了《文物保护法》。事情的本质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文化遗产,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

冯骥才认为,梁林故居的特殊意义还在于,梁思成被称作老北京城的保护神,如今连他的老宅子都拆掉了,还怎敢谈对其他故居和古建筑的保护。而今,拆除事件发生在首都北京,全国的眼睛都聚焦在这里,如果此事难以水落石出、最终不了了之,那么各地的挖掘机将更加肆无忌惮地铲除下去,不知会有多少文物建筑毁于一旦。所以这一事件必须清清楚楚地解决,要对得起历史和人民。

“在我们都高调宣称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今天,对一生珍爱与守护中华文化的两位文化巨人的故居还能去撒野地动手拆除,还谈得上什么文化自觉和自信?”冯骥才说,梁林故居这块试金石,实际上也检验出了行政部门的文化自觉与我们的期待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

2009年的8月,冯骥才曾考察过这座当时被社会各界关切而存亡未卜的故宅。“在那棵弯弯的石榴树和挺拔的绒花树簇拥的苍老的门楼与房舍中,深切感受到两位令人敬仰的文化先辈与我们很近——这是一种唯在故居里才能得到的感动”。

冯骥才认为,故居不仅仅是一处房产。一个为历史做过重要贡献的人去了,他的生命气质、他的往事、他独有的个人生活乃至他的精神,除去留在他做过的事情或相关的文字里,还无声地存在于他的故居中。故居的主角是人。他留在故居的大量生活细节,有待我们去发现、感知与思考。“在巴黎北郊奥维尔的山坡上,有个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子,那就是梵高的故居。如今墙上的裂缝、锈蚀的门环、沉黯的漆墙依然如旧,却给了我们以强烈的内心震撼。”冯骥才说,不仅如此,巴黎有很多古老街道都写有标识,注明它的历史以及曾经住过的名人,巴黎人以此为傲。

如今梁林故居被拆一事已经不再有协调解决的可能,但切不可放弃对这一行动的当事人和相关部门的问责。“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再也不能一边摇着脑袋说不知道,一边为肇事者开脱了。为了文化的尊严,也为了遗产的安全,拆毁文物的责任一定要追问个水落石出,否则这样践踏文化的事一定还会发生!”

“我们在等待最后结果!”冯骥才坚定地说。

故居被拆是有关部门失职

(记者 刘修兵 实习记者 张冉)

此次梁林故居被拆,体现出在法律的执行上,相关政府部门存在失职或者失察的地方。

“此次梁林故居被拆,体现出在法律的执行上,相关政府部门存在失职或者失察的地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到底,这次事件的发生体现出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全社会文物意识、法律意识过于薄弱。需要不断地加大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坚决依法办事,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他同时表示,名人故居的保护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其实也是对文物管理单位的帮助。

这位人士认为,梁林故居被破坏后,最重要的是违法必究,这点《文物保护法》第66条里有明确规定。然后是要提出一个可行的具操作性的方案:比如是否需要恢复梁林故居。如果真要复建梁林故居,应该强调真实性、完整性,将现存的一砖一木展示给世人。这些故物,理应成为最宝贵和动人的要素。应该让当下的人们看到、触摸到这些文物,从而产生深切体会,进而思考一些问题。

他表示,这次事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名人故居产权的归属、名人故居认定的问题、需要保护的名人故居数目的问题等。“人类社会,更应强调人文关怀。怎样从名人故居回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本源,这中间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保护名人故居,这位人士特别强调了法律的作用。“如果现有的法律用足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能解决90%。”他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应尽快将需要保护的名人故居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提高故居的保护级别,将其纳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范畴中。

罗哲文:真实、完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记者 屈菡)

如果我们仍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清晰地把真实和完整的内容传给后代。

作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内的旧城保护,此次梁林故居被拆令他感到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此事所涉及的远不止他的恩师,而是关系到文化传承乃至中华文化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仍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清晰地把真实和完整的内容传给后代。”罗哲文表示。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名人故居不仅是房产面积的问题,也不是值多少钱的问题,更不应该拆后再重建。“哪怕把空荡荡的梁林故居遗址留下来,辟作遗址绿地,供人们缅怀和思考,都比重建要好。”罗哲文表示,千万不能再造假古董,否则中华民族的子孙将来就要到周边或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去寻找我们的“真实和完整”。

他认为梁林故居被拆绝非单纯个案,从中国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并未得到普及。当房地产公司拆掉梁林故居时,实际上破坏的是中国人所共有的文化遗产。

罗哲文呼吁开展一系列“有效阻止”的行动,希望采取有效的方式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罗哲文的学生、《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齐欣则在梁林故居被拆一事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北京市政府应该做一个范例,利用法律手段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者予以严惩。

他这样阐释“有效阻止”的含义:要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有效性,首先要执行好、利用好相关法律法规。要开始探索公众利用“集团诉讼”的合法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可行性,防止破坏文物的“犯罪成本”过低。其次要加强文化遗产传播的有效性。“文物、文化遗产破坏一经报道会暂时停止,质疑止息后往往又会再次遭到破坏。因此,如何培养媒体在文化遗产传播上的坚韧和持续,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此外,还应该加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NGO组织的建设。

谢辰生:文物主管部门仍处于弱势地位

(记者 王连文)

现实中,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抓手,又得不到其他执法部门的有效支持,这种弱势地位直接导致了《文物保护法》执行不坚决、阻力重重等情况的存在。

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曾经直接参与了我国大量重要文物的保护工作。他表示:“较之以往,当前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大环境已有了很大改观,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不断增强,《文物保护法》也已经制定,但在此背景下依旧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我真是痛心疾首。”

谢辰生指出,本次事件中出现的“维修性拆除”的说法十分可笑,是毫无文物常识的托词。梁林故居是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属于受国家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故居承载的特殊历史文化记忆,决定了其价值不可低估,如果为其评级的话,起码应该是省级以上重点保护单位。拆除行为对国家登记在册的文物视而不见,对有关部门禁止拆除的命令置若罔闻,这显然是知法犯法,明显是出于“故意”,其性质十分恶劣,直接触犯了《刑法》第324条第2款关于“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的规定,应该直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他认为类似事件之所以屡次发生,一是在资本利益驱动下,往往会有人铤而走险破坏文物;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实中,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抓手,又得不到其他执法部门的有效支持,这种弱势地位直接导致了《文物保护法》执行不坚决、阻力重重等情况的存在;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无特权”“制度约束无例外”这三点远远没有做到,一些人在所谓的“特殊保护”下抱有侥幸心理,这才肆意妄为。

“我们应该一方面积极宣传加强文物保护、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大力普及《文物保护法》的相关知识。今年即将开展的全国《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大检查,就是一个推动文物保护的好契机。”谢辰生说。

王云霞:破坏文物的违法成本过低

(记者 王连文)

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行政主导色彩过重,且存在着多头管理、部门争夺利益的情况。文化遗产既不是包袱,也不是摇钱树。

对于梁林故居被拆一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云霞表示,梁林故居属于文物部门认定的不可移动文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仍受《文物保护法》保护。尽管本次拆除时故居已不完整,但绝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拆除。更何况上一次拆除已经在文保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由有关部门叫停,说明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施工单位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

因此,此次事件中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而定。如果情节足够严重构成犯罪的,应根据《刑法》324条规定的“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如果情节不构成犯罪,则应根据《文物保护法》第66条追究有关单位的行政责任,处5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甚至吊销其资质证书。

虽然《文物保护法》以及相关法规、规章在体系上已经比较完备,但相关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规定仍较宽泛,不像《意大利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就对各种违法行为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违法成本过低,根据现有规定,对违法行为处罚的最高限额是50万元,这与很多城市黄金地段工程项目的收益和停工导致的损失相比微乎其微;三是对各级政府因决策错误而造成文化遗产损毁的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

在实施过程中问题则更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于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行政主导色彩过重,且存在着多头管理、部门争夺利益的情况。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由于不正确的政绩观和保护理念的缺失,往往把文化遗产保护当做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的包袱,或者急功近利地将其当做刺激经济增长的“摇钱树”,缺少将文化遗产完整传递给子孙后代的使命感。

近几年,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程度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媒体大声疾呼,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政府部门的保护理念尚不够强,“建设性”破坏文物现象时有发生。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之间并不矛盾,文化遗产保护完全可以为城市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和良好的契机。

沉思录

沉默的极少数

(原 非)

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不同,如今的话语世界仿佛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梁林故居被拆这一事件中,沉默的并不是大多数。而就在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网民的惋惜和愤慨之情犹如滔滔江水,从各个渠道抒发出来之时,真正保持沉默的,只有当事的极少数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才使得这一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违规行为,至今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按照正常逻辑,既然拆除梁林故居早在2009年就已被叫停,而且,梁林故居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那所谓的“建设单位”胆从何来,居然会在两年后再次对梁林故居下手?他们是否履行了报批手续?是否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批准?主管部门又是否与文物部门进行了沟通和协商?谁最终做出了拆除梁林故居的决定?谁又应该为梁林故居被拆负责?截至目前,关键部门的关键人物都保持着缄默。除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概念语汇“维修性拆除”,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解释。“建设单位”负责人一句“是否存在‘违规拆除’,公司将持保留意见”,更是让此事疑窦重生。

王小波曾表示“沉默的大多数”“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很显然,在梁林故居被拆事件中保持沉默的人,并不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说话的人,相反,是一般意义上掌握着话语权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不说话,的确是“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至于这些“隐情”,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个七七八八。一方面,梁林故居不拆,整片的商业项目可能就要泡汤。开发商的利益受损不说,有关部门的规划也难以落实。另一方面,虽然梁林故居已被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但是还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时不拆,更待何时?一旦身份被认定,再想拆无疑“难于上青天”。生米煮成熟饭,大不了另找个不碍事的地儿恢复重建。

距离梁林故居被拆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沉默的极少数”依然在保持沉默。他们为什么沉默?他们有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信公众自有判断。关于文物保护,我国是有法可依的国家,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物保护在与商业利益的对抗中为何总处于下风,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太低。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没想到今天,他的故居也难逃“皮肉”分离的厄运,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新闻背景

那些正在消失的故居

(记者 李珊珊)

这些年,名人故居被拆除的命运似乎一直未改变。在“旧城改造”“现代化建设高速推进”等诸多口号的鼓舞下,不计其数的文化历史遗迹正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北京就已有1/3的名人故居被拆,其中不乏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化大师辜鸿铭的故居——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1991年,李鸿章祠堂被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2000年,为拓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在几日内变成一片废墟。2002年,国民党元老王叔相在江苏淮安的故居因当地房地产开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锦江花苑”小区。

西裱褙胡同原是北京的一条“名人胡同”,虽然这个地名沿用至今,但胡同内原有的绝大部分建筑都已于2004年被拆毁,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故居、“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故居均未幸免。同年,不远处的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也被拆除,被高楼取代。

2005年,曾诞生了《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的鲁迅北京八道湾故居书房在3天内被拆除,此消息在当年曾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群众在拆迁前前往该处告别探访。

这其中,一些已拥有“文保单位”身份的故居也难逃厄运。2002年,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我国报业先驱林白水的故居随着街道的拆迁被一并铲平,这座精美的四合院在1990年已被确定为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这座中西合璧的院落本是“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或许,在碎石瓦砾中,崩塌了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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